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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·定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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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約建黨前后的陳獨秀與李大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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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 2019-07-01
定西黨建網

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主要創始人陳獨秀誕辰140周年與李大釗誕辰130周年。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一段被人傳頌的佳話。那么,“南陳”與“北李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?他們又如何進行黨的創立工作?

北大共事,并肩作戰

早在北大共事之前,陳獨秀與李大釗就曾在日本章士釗辦的《甲寅》雜志上有過關于愛國主義問題的思想對話。191411月,陳獨秀鑒于對現實的悲憤,寫了《愛國心與自覺心》,文章尖銳地指出中國并未形成“近代國家觀”,國人也沒有愛國的“自覺心”。對此觀點,李大釗在其《厭世心與自覺心》一文進行了支持回應,呼吁人民不要放棄愛國主義信念,要提振信心,要“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”。李大釗還特別指出陳獨秀的文章是通過激烈的方式喚醒民眾的“愛國心”,其文必有弦外之意,因此李大釗撰寫這篇文章就是試圖“申獨秀君言外之旨”。可見,雖然陳李二人的文章對愛國主義的書寫角度不一,但對于愛國主義的追求卻是一致的,這種一致性成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、共同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。

陳獨秀早于李大釗到北京大學任職。1917113日,陳獨秀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,到任后陳獨秀就把《新青年》雜志搬到了北京大學。李大釗于1916年未等卒業即從日本回國,先主辦《晨鐘報》,后又擔任《甲寅日刊》編輯。經章士釗介紹,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,19181月接替章士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,并兼任教授。北大共事期間,陳獨秀團結李大釗等一大批先進分子,進入其創辦主編的《新青年》雜志編輯部,組成了新文化運動陣營。據當時人回憶,在北京大學期間,陳獨秀與李大釗接觸頻繁,“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”。19181月初陳獨秀召集《新青年》編輯部會議,對編輯方針與編務作出重大調整,采取輪流編輯(主編)制,從第4卷第1號開始,雜志分別由陳獨秀、錢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適、李大釗、沈尹默輪流負責編輯,陳獨秀負總責。在陳獨秀的團結號召下,李大釗不僅成為《新青年》的輪流主編,也是主要作者之一。

陳獨秀提供《新青年》雜志這個陣地,李大釗則積極為《新青年》雜志撰寫文章,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,以及俄國十月革命。19187月至11月,李大釗連續在《新青年》發表了《法俄革命之比較觀》《庶民的勝利》及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三篇文章,在中國首倡馬克思主義,并熱情頌揚俄國十月革命。正是因為《新青年》雜志和李大釗等人的宣傳研究,使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開始風靡中國。

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的消息傳到國內后,陳獨秀和李大釗兩個愛國主義者開始并肩作戰。191954日下午,在陳獨秀、李大釗等人的攜手發動下,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。在整個運動中,陳獨秀、李大釗密切關注著運動的最新進展,他們不僅積極領導、支持和參加學生的愛國運動,而且當北洋政府逮捕32名愛國學生后,他們又努力進行營救并給予行動指導。他們還呼吁學界、商人、勞工等社會各階層共同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親日派北洋政府。611日,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并親自散發傳單。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入獄,李大釗立即展開營救行動,并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場愛國運動的領導重擔。

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

1919916日,經過李大釗的努力營救及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,北洋軍閥被迫同意陳獨秀保釋出獄。對于戰友的出獄,李大釗以激動與喜悅的心情,當日賦詩云:“你今天出獄了,我們很歡喜……什么監獄什么死,都不能屈服了你;因為你擁護真理,所以真理擁護你……”

陳獨秀出獄后仍然處于反動軍警的嚴密監視之下。1920年初,陳獨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漢進行演講,因發表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演講而引起湖北軍閥當局的驅逐。因此,當陳獨秀回到北京時,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師警察廳準備再次逮捕陳獨秀。李大釗獲悉此消息后,為陳獨秀安全考慮計,在征得其同意后,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。此時,恰逢北方收賬時節,于是,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,裝扮為收賬先生,讓陳獨秀坐在車內。為了避免暴露陳獨秀的南方口音,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釗出面辦理。也就在這輛雇來去天津的騾車上,陳獨秀與李大釗“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”。這就是后來傳為美談的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的故事。

1920331日,李大釗領導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。19205月,陳獨秀領導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1920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。在成立之前關于黨的名稱問題,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,李大釗主張定名為“共產黨”,陳獨秀表示同意。在李大釗的領導下,北京共產黨組織于1920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,當時取名為“共產黨小組”。在各地黨的組織先后成立后,國內外已經有了8個黨的早期組織,共50余名黨員。于是,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,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就成為必然要求。在陳獨秀、李大釗的領導和關注下,1921723日,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,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誕生。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。

中國共產黨成立后,陳獨秀便擔負起了中共中央局書記領導全國黨的工作的重任,李大釗則負責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。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領導下,實現了與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,掀起了國民大革命高潮。1925年,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,五卅運動獲得勝利,給予英日等帝國主義以有力打擊。

星辰隕落,偉業永傳

大革命風起云涌之際,奉系勢力進入并掌握北京,北方革命形勢越來越險惡。19269月,中共中央寫信給北方區委,多次催促他們轉移至武漢。李大釗一邊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及時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,一邊則堅持留守陣地為北伐軍打到北京做接應準備。盡管身邊的同志和朋友十分擔心李大釗的安危,紛紛勸他早日離京,但李大釗堅定地表示:“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;假如我走了,北京工作留給誰做?”就這樣,李大釗一直沒有離開北京,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黨的工作。

192746日,奉系軍閥和“京師警察廳”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,率領300多名反動軍警暴力闖入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,將李大釗等共產黨員非法逮捕。李大釗的被捕,舉國震驚,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強烈抗議奉系軍閥反蘇反共的暴行,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立即動員各界力量開展營救行動。當李大釗得知北方鐵路工人組織想通過劫獄營救自己后,他表示堅決反對,他說:“我個人為革命、為黨而犧牲,是光榮而應當,且已經是黨的損失……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……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”。428日李大釗等同志英勇就義,壯烈犧牲。陳獨秀對李大釗的犧牲十分悲痛,他對自己的戰友是這樣評價的:“守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。他的生平言行,如日月經天,江河行地,光明磊落,肝膽照人。”表達了對李大釗的深深懷念和高度贊揚。隨著大革命的失敗,陳獨秀離開了黨中央領導崗位,抗日戰爭爆發后,輾轉來到重慶江津的偏僻農村,于1942527日病逝。

對于“南陳”與“北李”的豐功偉績當時就有人寫詩頌揚道:“北大紅樓兩巨人,紛傳北李與南陳;孤松獨秀如椽筆,日月雙懸照古今。”1933年,中共北京地下組織為李大釗舉行遷葬儀式,在公祭送葬的隊伍中,有一副挽聯寫道:“南陳已囚,空教前賢笑后死;北李如在,哪用我輩哭先生。”作者將“南陳北李”四字藝術地嵌入挽聯之中,可見當時“南陳北李”已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盛譽,并廣為人知。

 

來源:學習時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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